让大地上的博物馆变成“打卡地”

2022年12月29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四批全国考古遗址和项目名单。泥河湾、赵王城、邺城三处遗址被列入全国考古遗址名录，燕下渡、丁瑶两处遗址被列入考古遗址项目名录。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从一个“概念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模式，逐渐转变为我们身边一个看得见、可及、可利用的公共文化空间。许多博物馆爱好者、学生、游客和市民逐渐习惯于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学习、旅游和休闲的“打卡地”。这些变化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好地发挥了作用，实现了其设立目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客观矛盾。但是，矛盾或冲突绝不是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唯一关系；如果把“发展”和“保护”简单地对立起来，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艰巨任务将难以获得公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反而更容易陷入孤军奋战或新的矛盾。

从提出建设“大遗址”的理念，到将考古遗址公园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现实、可持续的保护理念，一条追求“文物保护、弘扬文化、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新路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保证了考古研究在稳定的环境中有序进行，又以“考古遗址公园”的新面貌更好地阐释和转化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使其融入生活，走近大众，真正提升国民的历史、人文和科学素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地球上的博物馆和教科书。它们的受益者是普通大众和文明本身——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主题鲜明、功能独特的公共文化空间了解历史、传承文化、共享文明。因此，既要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又要总结经验教训，对这个特殊的“公园”所蕴含的核心遗产价值进行科学提炼、阐释和转化。毕竟这些地球上的博物馆，有着不同于普通自然或人工建筑的景观功能，单方面以“园林化”或“高标准”的理念进行管理，必然会陷入买椽还珠的尴尬境地。

从金沙遗址发掘前期的历史保护和城市绿化规划，到良渚遗址“为历史留白”的探索，我们有很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运营的成功案例。自然也有一些忽视基础，甚至建设性破坏历史环境的恶劣案例。这些例子都指向了一个比立项和挂牌更重要的问题:抓住国家大力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历史机遇，保持必要的理性和热情同样重要。只有真正尊重考古研究和遗址保护的科学性、严肃性和公益性，“发展”才能成为“保护”的翅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才能更好地发挥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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