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1，破解科技创新投资的原始密码
立足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定位，武汉正以强劲势头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在此背景下，“2025武汉科创投资生态大会暨星火种苗计划发布仪式” 于9月28日在武汉举办。大会以“聚力科创生态?打造创新支点”为主题，深度聚焦“投早、投小、投未来” 的投资导向，旨在搭建资本与科技成果高效对接的桥梁，为武汉打造全国科技金融中心注入强劲动力。
本场《从0到1，破解科技创新投资的原始密码》圆桌对话，由武创投、武汉基金总经理佘志宏主持，对话嘉宾为:
丛永罡复星集团联席首席投资官、复星创富首席投资官
夏海东长江创投副总经理
冯杰力合基金董事长
赵进强瑞江投资董事长
郎春晖创新工场合伙人
朱自芳东科创星总经理、东科创投CEO
焦腾明势创投合伙人
张思申中科创星董事总经理
以下为对话实录，
经投资界编辑:
佘志宏: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还有现场的各位，来参加创投大会，今天的主题是投早投小，投科技，投未来。昨天我刚好看到了国科创投的刘董事长新鲜出炉一篇文章，9月26日发表的《科技成果转化正在成为创投的风口》，我觉得跟今天的议题非常契合。我可能要用他的一些数据和观点，在这篇文章有一些数据，2024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7万件，已经成为全球第一。
第二个数字很有意义，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专利最大的专利拥有国，占60%。2024年，中国学者发表AI相关研究论文的数量达到了23695篇，是美国、英国、欧盟数量的总和。今年6月份，科创板近600家上市公司累计形成发明专利超过12万件，平均每家公司216件，体现出强烈的科创板上市硬科技的属性。
还有一个统计数字，现在科创板，VC/PE渗透率达到了100%，所有的科创板上市公司都有在座的科创投资机构的投资。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级市场的创投机构正在涌向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
清科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创投领域的硬科技投资案例和数量接近80%。
怎么样做好早期投资，早期投资项目从哪里来？我们如何发掘早期投资项目？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大部分是市场投资机构，怎么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助推科技成果转化，破解从0到1的科技创新密码，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按照惯例，请在座的各位简单介绍一下所在的机构，我们在投资项目上的投资策略和想法。
丛永罡:复星集团大家基本上在财经媒体上都听到过，1992年创立的一个全球化的民营企业。复星旗下有十几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投资从1998年以来一直是复星比较重要的第二个轮子，复星很多的资产也是通过投资构建的。我是复星集团的联席首席投资官，分管集团的股权投资，同时也是集团私募股权平台，就是复星创富的首席投资官，复星创富成立于2007年，今年是成立18年，正好成人了。
从复星创富成立到今天，累计投资也接近300个项目，累计上市公司有30家，累计管理的资产规模大概有600多亿。过去的四年里每年投30个项目，60%是符合投早投小投科技的早期项目，在这个领域里面有蛮多的一些感想，待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冯杰:力合基金是一家高校背景的创投机构，源自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市场化早期投资。整个研究院的创投体系，过去20多年如果有两个标签，一个就是硬科技，一个就是早期。
我们目前也是从整个投资策略上也会强调从创新中来，到产业中去，一方面还是依托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背景，紧贴创新的源头、服务好这些创新技术，创新的老师也好，团队也好，创业者也好。
另外一方面也是从LP的构建，生态伙伴的构建，也是紧紧围绕和产业合作伙伴来联动，为这些早期的项目来打造应用的场景和市场渠道，所以我们未来也会坚持这样的策略来持续发展。
赵进强:我是瑞江投资的创始人，这是我十年前从美国回到武汉，设立了一个纯市场化的机构。过去十年我们一直投资在硬科技和医疗行业，投了70多家的项目，大概有7、8个在中国所有的资本市场上市。从2020年开始，我们开始投资早期，因为IPO受限，所以我们开始了转型。
郎春晖:创新工场成立于2009年，在过去16年我们管理的资金规模35亿美金，折合人民币200多亿，累计投资公司将近500家。我非常自豪地说在这500家里面，大多数都是首轮投资人，并且创新工场也是在国际上开创了投资+孵化的模式。
我们的使命是与创业者共成长，所以在我们很多投资portfolio公司里面，他们更愿意把我们当成cofounder的角色。
朱自芳:东科创星成立于2013年，我们是一家把投后服务投前化的机构。很多行业的同行上来之后就去找创业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在做孵化和培育创业项目的工作。给初创企业赋能的时候，尽管我没有投资，或者还没有来得及投资，或者我可能不会投资，但是我们一直在专注于选种子，育苗子，最后无条件去帮助这些早期硬科技创业者们，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去对接他们想要实现的资源。
焦腾:今年是明势创投成立的第11年，到目前为止管理了五支美元基金，三支人民币基金，管理规模超过100亿，投了差不多200多家企业。主要专注在四到五个赛道，分别是以智能电动车为主线的新能源，以机器人为主线的高端制造，以车载芯片为主线的半导体投资，和以人工智能为主线的软件科技投资。应该说过去的十年，创投行业出现的大赛道，大机会，我们基本上都抓到了，我们是理想汽车的独家天使，连投了七轮，也是人工大模型企业MiniMax的早期天使，还有机器人、芯片等很多，待会继续给大家介绍。
张思申:中科创星是2013年在西安成立，是中国科学院背景的一家投资机构。成立之初就定位于服务成果转化，也是最早提出硬科技投资理念的机构。
现在为止，投了570家硬科技企业，基金管理规模160亿，在西安、北京、上海，都有办公室。我们定位于早期、硬科技为主，目前除了投资团队，我们建立了400多人的投后服务团队，也是通过全方位赋能，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第一公里”。
佘志宏:我们了解了大部分都是投早期的，张总把元航资本整个投资理念介绍了一下。投资是一个技术活，投早更是一个技术活。第二个话题重点围绕每家公司谈一谈自己的投资逻辑和方法论，讲一到两点。
张思申:我们出身于科研院所—中科院西安光机所，首先看到技术的先进性，为了投早期，搭配了几个体系。第一，投资人基本是理工科背景出身的，，都是技术人员。第二，决策体系中对风控的要求也是放松的，因为从早期来看，市场不确定，产品也没有，团队不完整，到处都是风险，所以早期的风控不会卡那么严。这是从机制上。
另外从选择上强调几个点，第一是前沿，第二是创新，第三是底层。前沿现在比较热的可控核聚变，量子计算这些，我们都在大力布局。底层就是国产替代，国外做好的，国内没有做好的，像半导体类的，从早期来说，可能时机可能过了。创新就是整个行业有，但是通过新的方式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反过来说，就是成熟的不再投了，就不是我们的投资范围。模式类的也不投，互联网类的我们也不擅长，包括消费类的。
基于这些，我们依靠创新源头，像科学院所、高校，我们建立了自己项目的挖掘体系，也有跟国内一些跟科学家链接比较紧密的媒体机构，都有合作，从这个角度去挖掘，希望能挖掘到所谓的水下项目，就是还没有出来创业的。
去年我们也打造了超前孵化和深度孵化的体系，也就是说老师没有创业想法，没有创业团队的时候，提早参与，通过孵化资金，提早去支持产业化。对基金来说也是提前锁定优秀标的。
目前，我们每年的投资数量也比较多，过会上百个，交割每年70个、80个。
焦腾:我们把投资整体分为两件事，一个是自上而下选行业，选赛道，一个是自下而上选具体的选手。自上而下选赛道，通过比较深度的研究，把过去40年科技行业分成四个大的时代级的机会，分别是40年前的PC，美国诞生了微软、苹果。30年前的互联网，20年前的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10年前的电动化，美国诞生了特斯拉，中国是宁德时代、比亚迪、蔚小理，11年前我们机构成立，抓到了11年前的电动化系统性的机会，早期我们选了电动化的赛道，先是独家天使投了理想，连投了七轮，包括两轮电动小牛，以及延伸出来的像电动飞机、储能，还有智能电动车进一步技术外溢诞生出来的新的机会。
第二，自下而上的选手，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具有超级非共识，同时又面向全球超级产品能力的顶级创业者。这是我们投资做的两件事。
具体到我们的选择，把整个科创投资孵化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工程，从工程到产品。对我们机构来讲，我们比较喜欢产品经理式的创业者，这种纯科学家画像的，过去已经投了很多，包括院士，甚至拿过诺奖提名的科学家。现在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具有用户思维，能够直面市场的产品经理式的创业者，这是我们一些初步的思考。
具体的打法，现在选择比较多的是基于根据地的打法，过去十年最大的机会就是电动车，有了理想汽车这个根据地之后，围绕着理想的上下游，已经投了超过40家公司，过去两到三年内已经上市，并且已经申报材料有超过十家公司，做各种车载的算力，车载的通用芯片，车载的自动驾驶，都是我们投出来的。
朱自芳:跟刚才发言的各位有所不同，东科创星认为硬科技的初期创业者最缺失的是商业运营能力和商业化的能力。这个商业化的能力是可以通过集中赋能的方式去加以解决的，所以东科创星围绕着选种子、育苗子、投尖子，推荐更多的资源，用选、育、投、荐四个字来解决整个投资项目的逻辑。
具体来讲，选种子，当然是“事”的层面，“事”看空间，有足够的空间，这个技术有足够刚需的应用或者不可替代性，有了这一点可以入选。
第二，有了事之后，再就是人。科学家要成为企业家，一般认为中间有一个死亡之谷，必须过。所以我们在遴选的时候，首先对CEO和一把手进行精准的挑选和赋能，有了CEO特训班为期一年的培训之后，最终才在这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适的，他可以改变行业，乃至改变世界的项目，对他进行投资。
过去13年当中，我们先后从6000多份BP当中遴选出了大概不到500家进行孵化和深度的培育，然后从中间选出了50家进行投资，可以说在座的所有同仁当中，我们投的项目是最少的，但是我们投的基本上都是第一张支票，而且通过CEO特训班的方式，我们构建了一个热带雨林式的创新创业生态。我们现在一直在深耕这个生态，并且这个生态已经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在进行综合性的赋能。
郎春晖:实际上做投资，最主要的模式有走出去，和引进来，所谓走出去，就是主动去pitch一些创业者，可能他们已经浮出水面，或者跟一些机构，一些院校去合作。
另外是引进来，创新工场“走出去”做了一些，“引进来”我们做得更多。什么叫引进来，就是用广播式的思维，我们几个合伙人重点研究未来几年哪个赛道是重点的赛道，首先要把自己变成这个赛道的专家，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大会上去演讲，去广播我们的投资理念。最优秀的创业者如果认同我们的投资理念，他们就会主动找上门来，这样的效率我们认为比一个一个去pitch的效率更高，因为它有点像空军式的打击，主动pitch更像是陆军打法，所以“引进来”效率会更高一点。
除了走出去，引进来，还有内部循环，或者二次投资的概念，我们之前投了很多的优秀创业者，在他们再创业的情况下，我们会接着愿意投他们。或者我们之前投资的公司优秀员工出来再创业我们也会优先愿意来看。首先我们对这些创业者知根知底，他们也了解我们，更熟悉的我们的投资理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创新工场是开创早期孵化+投资模式，创新工场现在管理资金规模有200多亿，30多亿美金，开复出来创业，首次募集的资金只有1500万美金，大概1亿元人民币。我们只能做孵化，当时招了56个工程师，真的非常年轻。当时我们也很简单粗暴，就把56个工程师分成两档，一万二一档，八千一档，自己内部篡了六个项目，这些公司后来发展壮大以后，这六个项目的很多员工出来创业，我们也进行了多次投资。
另外，引进来，首先变成行业专家，移动互联网来临的时候，创新工场之所以能成功，就是我们抓住了移动互联网这一波，尤其抓住了安卓，打造安卓的生态链，在一段时间内创新工场可以说是安卓生态链的第三大流量分发家族，除了腾讯和百度就是我们。所以创业者会愿意来找我们，因为我们有流量分发体系。
第二波我们抓住了人工智能及先进制造。我们是最早看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赛道的基金，因此我们投出了地平线、文远知行，这两家公司已经上市，还有准备上市的Momenta，驭视科技，和做港口自动驾驶的飞步科技等一系列的企业。
赵进强:我们机构的投资差不多是从天使轮到Pre-IPO全部的覆盖，我们的理念是与卓越创业者同行，创造无限可能。
大概在2020年开始投天使，我自己比较擅长做成长期的投资，但我的搭档投天使很厉害，给了我信心，所以把我带进了天使投资。
我们作为一个专业机构，非常在意的是你的整个portfolio组合，投资回报和风险，因为投资是一个风险和回报的艺术。我们要对武汉基金LP负责，我们在平衡风险、收益和退出，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2020年以前的基金全部退出了，没有退出项目的堰塞湖，这是过去十年做得比较好的。
我的天使搭档老是跟我讲，天使投资要漫不经心，对一个专业的机构有冲突。但是天使投资因为风险很大，今年的尝试还是不错，我们下了注还不错，投 中了人形机器人最有价值的TOP20，目前这一年估值已经翻了四倍。接下来融资做完，差不多是8倍，这也是我在中国投资以来单个项目，作为武汉本土的机构增长最快的一个案例。
对整个机构来讲，还是在天使的风险和投资收益的平衡。
冯杰:今天讲的是从0到1早期的投资，其实回想十年前，在硬科技领域，其实早期投资还是很罕见的事情，那个时候国家还需要去强调支持522，就是十多年前，但是十年以后都要去关注天使，甚至最早的种子概念验证，这也是和整个国家大的产业结构近10年、20年快速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一个国家。
第二，在这些工业领域里面非常多已经属于世界领先，有一些也都能看得上，路径也比较明显。所以在大的产业环境下，可能更多需要去关注原始的创新，突破式或者颠覆式的创新，才有可能为我们的产业进一步的升级或者在全球更有竞争力来做准备。
整个创投行业作为国家大经济循环的一部分，我觉得也是应运而生来承担这样的使命。
基于这个大的背景，从创新中来，也是发挥科研院所的背景优势，关心技术创新的前沿趋势，以及在这些趋势里关键涉及到的产业或者技术人员来进行投资，去选择好的标的。
第二，我们作为整个研究院体系一部分，研究院过去20多年打造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孵化体系，更多希望用这个体系来提高早期项目的存活率或者成功率，帮助这些早期项目能够有机会去对接政府科研资源，人才资源，更重要的是产业的资源。我们希望一方面能够选到好的苗子，第二，能够有机会在这个环境中搭建更好的土壤，来帮助他更好地成长，可能这就是整个力合基金，包括研究院的投资孵化的逻辑。
丛永罡:复星集团本身是一家有产业的公司，但是我们又不是一个CVC，因为复星产业比较多。在这个组织体里面建立一个投早投小的机构，我们还是尽可能的把一些优点拿过来，不是把大公司变成一个缺点，尽量还是把大公司的优势拿过来。
现在我觉得思路上来说，其实有几个思路确实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执行看起来还不错。
第一，抓链主，中国新的链主机会不太多了，99%的企业不太可能成为新的链主，但是链上的一部分。复星本身自己有产业的，我们在材料、能源、智能制造、消费、健康这几个领域都是有产业的，抓链主，实际上泡在里面，很多早期产业端的一些机会就看到了，相对来说走一个捷径。
第二，抓早期项目还是要有一定的人数基数，在中国benchmark的打法其实很难成立的，美国科技企业比较集中，都在硅谷，中国科技企业其实城市是比较分散的。当年互联网时代还比较集中，可能一半以上在北京，剩下的可能在杭州，在深圳，就收集齐了。现在中国创业者散布在核心城市至少十几个以上，所以区域上要有足够的人数去铺，第二，行业上也是要足够的人数去铺，所以基础人数量还是要保证一定的量。要保证一定的人数量，决定了基金还是要有一定的规模，基金有一定的规模就决定了你不可能只做早期投资，至少在我的角度来讲是比较难的，因为我要维持一定的人数规模。
所以在基金里面这个事不难选择，可能会拿出一半的子弹投一些相对比较安全的，剩下的子弹去投早期，一些创造诗和远方。作为一个金融产品，第一，我能有比较好的DPI，反过来不会给早期企业太大的压力，可能在你这里有耐心，耐心来自于我对那些没有耐心的企业，他们可能就会比较快。这是我从一个金融产品的组合上来说的。
第二，从能力上来说，沿着复星的能力线，有些产业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就从外面找，也是借助整个组织体里面其他商业上的能力去建立，在汽车赛道没有一个好的链主，就从外面找相应的链主，包括找半导体第一阵营的链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找，另外一方面就是赋能，早期企业极其需要赋能，往往都是最让人操心的，在招聘、中后台、财务的规范性，包括法务、知识产权，包括BD能力，这一方面都是比较缺的，往往一开始有一些技术，但是后面的东西都比较缺。
在这个过程中，把我过去服务于这么多的企业，不管是控股企业，还是参股企业的能力要提炼出来。复星过去五年的人才库基本上抓到手里了，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CFO等，就从库里面给你调，给他招合适的人。包括海外找人，这一块的人就比较多，把这个能力给中台化，放在嘴上是没用的，要真正把这个能力真正拿出来。
投的方面，一个是找项目，无论是生态也好，还有其他提到的方法我们也在用。管是赋能，实际上就是退，早期项目不一定DPI很差，过程中有很多次主动退出的机会，也包括并购退出的机会，时点很重要。有时候大家一贪婪就过去了，中国A股90%并购被投企业的估值在10亿以下，中间在10亿时候你纠结，再养一养，实际上并购窗口就错过了。所以这个层面上，在退出上要有一些流程机制，现在在我这里，我是要求每个企业，尤其早期企业，我投了他之后，再融资的时候，这个事其实是上到我这里的一个决策事项，不是融完了，给我发一个喜报，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决策事项，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主动退出的机会，无论是老股转让，还是并购这样一些主动退出的机会，尤其是老股转让。这样尽量把流动性做起来，因为有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阶段要换到不同的接力棒里面，我们还是要把企业在漫长的早期项目的短周期的机会给把握好。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打法。
佘志宏:刚才各位把自己武林秘籍都亮了，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武创投既管了武汉基金，做LP，同时也是一个创投机构，也做了一些早期。会后把大家很好的经验认真学习。
大家都是创投行业，外面光鲜，实际上是很苦的一个活。大家讲了自己的打法，亮出了自己的成绩单光鲜的一面。时间关系把两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在创投过程中这么多年，特别是投早期项目遇到最大的痛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大家在早期项目中对政府引导基金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期许？
丛永罡:做早期投资，行业自身的痛点可以不用赘述，大家都知道无论是成熟度的问题，规范性的问题，还是退出难的问题。退出难这个问题，可能在中国尤为明显一些，因为上市的节奏有很大的关系。又因为上市是受限的，反而造成了估值利差，有些创始人应该并购的，他不愿意卖，觉得要赌上市，这是整个中国证券市场治理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武汉来讲，对于所有的地方政府来说，在实操上的一个痛点，大家拿了钱要做返投，投资的项目往往返投不大，不像投一个中后期的项目，光建一个厂，投5000万，建了五个亿的厂，很容易完成。早期项目就是我投多少，只能这一部分，因为他要养。
涉及到拿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我觉得可能共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返投认定上，对早期项目可以更加有耐心，因为大家是逐渐在call款的，这个项目如果预测三四年会养到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在call款的时候对早期项目其实要有一定的耐心。否则的话，返投这个导向会造成大家比较容易去投那些重的，比较容易带来返投的，这个我觉得更多是从GP和政府LP配合上的一种谅解机制，更多把返投放到基金存续中后段来考量，比较有利于把更多的早期项目投起来，尤其是武汉以外的企业，引进来的时候都是步步为营，先慢慢是一个钩子，最后一点点最后把他给挖过来，这个过程中大家怎么去配合，也是今天市场化的GP和国资LP，尤其是政府LP在配合的一个新的命题，或者一个痛点。
冯杰:做早期投资其实是一个蛮苦的活，创业者各方面都不成熟，也很苦，我们做投资，要挖掘很多真正好的项目，很多都是水下的项目，对投资人来说要多跑，多看，多链接，这个过程和创业者有一种煎熬的等待过程。
但是我觉得任何的不成熟，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我们经常和早期的创业者来沟通，当然很多方面都欠缺，往往最需要的，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点是钱，第二点是市场、场景或者是客户。现在钱的方面，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国家投早投小投硬的大趋势下，国内主要的区域都是有了天使基金，甚至种子基金，其实对于很多好的创业者来说，这一块的钱是挺好拿的。但是随着它的发展，尤其是在工业领域涉及到材料、核心部件的，怎么能够接触客户，接触场景，尤其对于很多早期技术创业者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所以，研究院近些年也是和很多大的央企搭建中试平台和中试场景，包括我们在做每一支基金也会联动不同LP的层面，或者是联合投资的层面，去联动这些产业的合作伙伴，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所投到的早期项目能够更好，更快地有应用的场景，或者更好有第一个客户，这是对早期投资创业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持。
赵进强:因为我们是武汉本土的投资机构，就武汉的情况讲一下。我的痛点最大的就是你投了一个项目，在后期怎么能够跑得赢北京、上海和深圳的项目，特别是早期天使项目，有些项目我们是第一批的投资者，现在搞硬科技第一批的投资基本上要两三千万以上，有的孵化的生物医药基金，天使轮都砸下了两个亿。所以对我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怎么样能够任何企业都有至暗时刻，在至暗时刻怎么能够还有钱融资的能力，北京、上海和大湾区企业的能力很强，我也投了其他的项目，节奏是每个月都在融资。武汉的企业，也有硬科技的人才，以前互联网都是在北京和上海，现在硬科技有十几家中国核心的城市，我们怎么样加快融资的节奏，这是摆在武汉优秀的硬科技创业者面前要做的一个功课。
天使很多都是第一个来创业的，他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他们只有梦想，投了大钱，你要知道哪些产品，哪些项目最终是要挂掉的，哪些项目是短暂的困难，你要帮着他度过困难，经过至暗时刻之后又能够乘风破浪。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郎春晖:从创新工场来看，投早期最大的痛点是早期到到成熟期退出的时间点，和基金的存续期的时间错配，投早期要15年，这是我绝对同意的。我们早期管理的多数都是美元基金，美元基金标准的存续期是10+3，我在国内做的人民币一期，做到8+2都是非常好的，二期只能做到5+2。这么短的时间要做早期，根本没有退出的时间，尤其我们基金管理的规模非常非常大，不可能投完了就隔轮退，比如一支基金25亿人民币的规模。
创新工场的理念就是与创业者共同成长，我们希望陪他们走到最后，而且基金规模也决定要走到最后。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压力会特别大。我在创新工场专门成立了一个退出部，成立了五年，内部叫退出部，对外绝对不能叫退出部，叫资产管理部，否则我们跟创业者就是一个对立面，这个过程怎么做退出，在什么时点退出，这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投的非常早期的项目，第一点要考虑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可能在他的融资过程中逐步退出。第二，我们怎么能帮助他快速成长，避免他出错，在他能出错的地方少出错，他长得快一点，并不是说拔苗助长，我们希望在路径优化上对他们有一些帮助。这个时候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完备的培训体系，大概有50、60场。最简单的财务，比如业财合一，包括最细致的年底关账，怎么关账，因为年底关账关错了，来年是改不了的。包括上市，我带着团队在过去几年，把过去几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几十家被否的案例给扒下来，招股说明书还有三轮反馈意见，1000多页，进行归纳总结，之后会发现真的是上帝视角，你知道哪些红线是不能碰的，我们把这个提前去告诉创业者。
还有我们做一些CTO相关的培训，我们国家最近法治是越来越严苛，三大法出台之后，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安全法等，我会把立法机构请过来，去给他们解释。我每次做培训都会写一段话，告诉你这次培训的目的是什么，可是三大法出台的时候，我发邮件，说请创业者务必参加，不是帮助企业成长得更好，也不是帮助企业去上市，帮助你免受牢狱之灾。
我们投资过程中，尤其是早期企业，不说缺胳膊和短腿，真的在很多方面有短板，如果没有人扶持他，死亡率会非常高。
朱自芳:早期的科创项目的投资，对于早期的天使、种子类的投资，实际上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来做甄别判断。尤其是硬科技，专业度很高，往往都是重度垂直或者学科交叉，如果用很短的时间去做决策，很难。一旦投错了，后面整个投后环节，其实是很困难的，包括退出都会面临着困难。
所以今天星火种苗计划的发布，我觉得为早期的天使机构解决了一个大的难题，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星火种苗计划普及到的这些项目，可以看到它的成长轨迹，选择进行跟踪陪跑和投资加持，这个非常重要。东科创星过往的做法就是把投后服务前置化了，先把种子选进来，通过陪跑和培育，培育的过程是我选择项目的一个过程，最后才优中选优，再去进行投资。不是所有的天使都可以用这个办法来做，还是有一定的壁垒。
另外，对于早期天使机构困难在哪，或者对政府机构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诉求？从几个方面，从人、钱和资源的三个方面来说。钱方面，天使阶段的引导基金，甚至种子阶段的引导基金遴选管理办法一定不可以跟VC阶段一样，这个是要专业人做专业的事，不同阶段投资对专业机构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要求，可以将子基金管理的条件做一些调整，不能单一强调管理资金的规模，而更应该注重管理人对早期项目的理解和赋能能力，因为这是一个长周期建生态伴跑的过程。选择一名优秀的狙击手，不能单独考核他发射过多少子弹，而更应该参考他击杀过多少目标，以及击杀准确率。
第二是人的层面，做早期天使是很苦的一个事情，所有机构面临的问题是缺优秀的青年投资人。每年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武大和华科找有工科背景的研究生，很难吸引他们留在武汉，基本上实习期一结束，人家就跑到北上广深了，这一块能不能国有的政府母基金挑一个头，就像东科创星CEO特训班一样，我们办一个天使投资人班，可以让薪火相传，把这个事能够做得更好。
第三个是资源层面，不是跟这些投资机构要资源，而是跟我们所投的种苗们，早期项目们要一些资源，在武汉基金的引领和号召一下，把所有投后服务的资源整合起来，我们做优投后服务，如果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聚合效应，真正地形成无论是在创新创业项目上热带雨林式的生态，而且在创投机构也形成热带雨林生态，大家能够合起力来共同打造一个武汉创投模式出来。我一直想有机会跟政府基金的领导们去做这样一个建议，供领导参考。
焦腾:早期投资很重要的痛点，就是如何平衡技术和市场的关系，在硅谷我们称之为PMF，在国内这个实际上挺难的，锂电子电池从科学到技术的相对成熟，是20世纪70、80年代，但是真正的工程产品成熟差不多十年前才基本成熟，然后带来了整个智能电动车快速的发展。这个过程投资中到底应该投哪个timing，我们怎么平衡。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在ChatGPT发布之前，我们投了Minimax，中国现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大家都去讲大模型怎么赚钱，商业化怎么做？公司适当做了一些商业化，会发现Open AI人家不卷商业化，就使劲卷自己的基模能力，国内的大模组公司现在也是把自己主要的资金继续用来研发自己基础模型的能力，保持不下牌桌，最终商业化会在这几年内爆发。这是早期投资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平衡的点。
张思申:我说两点，第一个是选对很难，在高度的技术不确定，有的是市场不确定，双重不确定，怎么选到对的人，或者对的项目，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像很多前沿的，没有案例可以参考，像可控核聚变、量子，早期只能布局赛道，觉得有可能的技术和优秀的团队都去投。
第二，坚持很难，两个层面的坚持，一个是团队的坚持，二是投资机构的坚持。团队是否有决心、信心和耐心，以前投的教授说不愿意全职，有的不愿意出钱，这就体现了他的信心和决心。还有遇到了困难，这个团队一拍而散，这是耐心不足，所以要综合判断。
投资机构也一样，如果一个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是否有信心加注，然后扶持他度过困难。因为有些项目是波浪式成长的，有低谷，有峰有谷，到谷底的时候是不是再去挽救？我们遇到一些这样的项目，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低谷，过几年又突然好起来了，可能过几年又降下来了，在这个时候也考验投资机构的判断力，你的决心，你的信心。所以在这里面去平衡还是比较困难的。
总结起来是选对很难，坚持也很难。
佘志宏:除了朱总之外，其他讲痛点讲得多一点。希望在早期这一块期限长一点，耐心足一点，胆子大一点，在新的办法里面已经体现出来了，最近可能政府过来以后，我们会公告。
朱总讲的几点我们要积极探讨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有可操作性的。从0到1破解密码这是一个大课题，今天通过一个小时是讨论不清楚的，但是通过刚才的讨论还是很有收获，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行动，在座的都在行动，有的用十年，二十年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怎么支持科技创新，怎么投早投小，星火种苗计划的发布也是在行动。可以告诉各位，今天签约20多家，我们邀请了30家机构进行第一批的路演+投决的模式，也是一个创新的模式，28家里面24家顺利通过。
评委团还是比较大的.从0到1，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投早投小，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怎么结合？我想作为有为政府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要做大胆资本，走出第一步。我们先前面跑一遍，长出好的苗子，培育出金种子，希望在座的优秀市场投资机构再跟进。
未来已来，让我们抓住这个创新的浪潮，担当使命，为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郎春晖: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在过去很多年，机构投早投小几乎不做了，以前有所谓天使投资人，赔了那么多钱也不做了。刚才朱总提的建议真的很好，有志的年轻人如果愿意致力于投早投小，我觉得政府确实应该帮到他们。我先自荐一下，我愿意帮，因为我就喜欢投早投小，我同时当了80多家公司的董事，就是因为我都是投早投小，而且我在清科评选的天使投资人和早期投资家，连续三年排名第二。不管之前黑马创业学院，还有清科沙丘学院，我都是讲过课，免费的。
佘志宏:早期创投机构，如果愿意共同做这个事，作为政府当仁不让，后面积极商量落实这个事情，包括赵总也要尽量参与。
免责声明：该文章系本站转载，旨在为读者提供更多信息资讯。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消费建议，仅供读者参考。
